中国人很早便开始在天地之间悟道，与山水之中求美。而无论是老子的“道法自然”，还是庄子的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”，传达的都是“无为而治”或“无为而无不为”的人生理念。传承至后来，反映于艺术，便是两个字：写意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，写意精神得到了广泛表达，诗词、戏曲、园林等皆有呈现，但最集中、最突出的还是书画。
从“河图洛书”可知书画同源，亦可知“道”之所在。唐人张彦远在《历代名画记·叙画之源流》中说，“颉仰观垂象。因俪鸟龟之迹，遂定书字之形。是时也，书画同体而未分，象制肇始而犹略。无以传其意，故有书；无以见其形，故有画。”此后，书画不分家也成为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色。然而在千年之后的今天，传统文化虽大旗不倒，但能将书画合一，既能书又善画者却少了，书画兼修还擅长写意者更寥寥可数。黄海之畔青岛的崔士文就是其中之一。
崔士文精于书法，真草隶篆兼通，尤攻于草书。其草书以怀素、黄庭坚、王铎为传承，风格恢弘宽博。唐人擅草书者，要数张旭和怀素。诗仙李白被怀素草书艺术的视觉美折服，亲自给比自己年轻三十多岁的怀素写诗，不吝赞美之辞，也算一段佳话。“少年上人号怀素，草书天下称独步。墨池飞出北溟鱼，笔锋杀尽中山兔。”“张颠老死不足数，我师此义不师古。古来万事贵天生，何必要公孙大娘浑脱舞。”可见李白对怀素的草书是推崇备至的。
张颠之后有狂僧，之后又有黄山谷、王觉斯。黄山谷是文人，精书法善作诗，也会讲理论，他说“书中有笔，如禅句中有眼”，可谓一语中的，发怀素之未发。黄山谷笔下的意、韵、法融合为一，比怀素进了一步。王觉斯身处明末，此时中国传统文化已经烂熟，门派林立，世相纷杂，气象却小了太多。王觉斯一生痴迷于书法，他的草书纵横郁勃，骨气深厚纵逸放而不流，风格独特迥异自成体系。相比于黄山谷，他在“通”与“变”上进了一层，作品表现出守拙的自觉。而他所处的多元文化背景，与当今社会也有某种相似之处。崔士文师法高古，以古入今，加之自幼便下了苦功，其境界、水准是显而易见的。
崔士文的国画，有古韵亦有新意，以书入画，将写意开出自己的新境界。他画人物也画山水，兼及花鸟、走兽等，从中可以看到梁楷、范宽、徐渭，也能看到齐白石、潘天寿、林风眠，进得去，也出得来，反反复复，却只是他自己。他将传统写意画纯粹的一招一式的笔墨语言，拓展为笔、墨、色的语言，强调色彩的运用。但他的笔墨色语言，不但有对美学理论的理解与演绎，更多了他长年苦功中建立起来的美学直觉，再加上多年以来对写意的境界追求，使得他的作品既有中国画特质又有强烈的色彩效果。既有生动严谨的线条艺术形象，也穿插着灵动粗犷的笔墨，从而形成了一种整体气势，淋漓酣畅，隽秀潇洒。这是一种既出于传统，又异于传统的现代感，具有某种开创意义。
钱钟书说：“以今揆古，揣庄子之用心，虽不中当亦不远。”无论书与画，归根结底都是艺术家的表达。眼下，中国书画在多元化、开放性、市场经济等现代元素的作用下，出现了明显的入世倾向。这使得功利化蔓延，乃至出现流水线式作画之类“奇葩景观”，这与传统文化的写意精神是相违背的，也需要所有艺术家警醒。徐复观先生在《中国艺术精神》自叙中曾说：“艺术是反映时代、社会的。但艺术的反映常采取两种不同方向。一种是顺承性的反应；一种是反省性的反应。”如何做好顺承与反省，是一个严肃的话题，值得我们认真思考。
编 辑：邱 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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